【本刊梁志华撰述】无论是从哪一项富豪排行榜来看，不难发现这些富豪过去多年来在国内的财富地位，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改变，几乎每一年都垄断这些排行榜的排名。这些富豪不仅掌控巨大财富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富豪所累积的绝大部分财富，一直停留在金字塔上端的上流社会圈内循环，完全摒除在财富重新配置（Wealth Redistribution）的框架之外。
《马来西亚商业》杂志（Malaysian Business）在近期公布的2009年度上市公司董事薪酬排行榜，更进一步凸现出财富不均的现象。从这份董事薪酬排行榜上，可以看到排名在首十名的最高薪酬董事，大部分都是福布斯亚洲（Forbes Asia）马来西亚40大富豪排行榜的前十大富豪。仅是这些富豪每年所获得的薪酬，就足以成为一名百万或千万富翁。（参考表1）
这意味着，这些富豪不仅拥有本身所创建的企业资产，还同时在本身公司内享有高薪待遇（不包括公司从税后盈利所拨出的股息，或其他股票期权奖励），以致这些企业所创造出来的大部分财富（盈利），最终还是流到这些富豪的手中。
表1：2009年十大上市公司董事薪酬排行榜
| 董事 | 公司 | 2008年薪酬（马币） |
| 林国泰 | 云顶集团（Genting Group） | 8760万-8765万元 |
| 林国泰 | 云顶马来西亚（Genting Malaysia） | 3725万元 |
| 李深静 | IOI集团 | 2500万-3000万元 |
| 纳西尔（Nazir） | 联昌国际银行（CIMB） | 1450万元 |
| 陈志远 | 成功集团 | 1230万-1235万元 |
| 刘启盛 | 实达建筑（SP Setia） | 837万元 |
| 郑鸿标 | 大众银行 | 755万元 |
| 罗查里（Rozali） | 商峰（Puncak Niaga） | 685万-690万元 |
| 柯来福 | 协德 | 595万-600万元 |
| 杨忠礼 | 杨忠礼机构（YTL） | 590万-595万元 |
资料来源：《马来西亚商业》杂志（Malaysian Business）
同样地，第二任首相阿都拉萨（Abdul Razak）在1971年推动新经济政策（NEP）时，原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消除贫穷（尤其是伊马来人居多的乡村贫穷）与社会重组（财富再分配），来提升马来人在经济方面的弱势地位。
但是，政府在过去40年来，通过各种干预政策，包括股权、教育，以及就业固打制、马来人在政府采购与工程合约上的优先权、创建以保护土著财富利益为主的官联投资机构与基金，以及官联公司等，来提升马来人经济地位的努力，基本上已经脱离最初的目标。
这些土著扶持政策最终只是让一小撮所谓的马来企业精英快速致富，并扶持了一批年收入过百万或千万元的官联公司马来高层管理人士。基本上，《马来西亚商业》杂志最新公布的2009年度官联公司董事薪酬排行榜，就突显出一小撮所谓的“土著企业管理精英”如何在土著扶持政策下，变成一名身价从百万到千万元不等的小富翁。（参考表2）
表2：2009年度官联公司董事薪酬排行榜（百万元以上）
| 掌舵人 | 公司 | 2009年薪酬（马币） | 2008年薪酬（马币） |
| 纳西尔 | 联昌国际银行（CIMB） | 1450万元 | 5125万元 |
| 嘉玛鲁丁依布拉欣 | 亚通（AXIATA） | 450万-455万元 | 80万-85万元 |
| 诺丁卡玛鲁丁 | 莫实得（Boustead Group） | 235万-240万元 | 230万-235万元 |
| 朱比尔 | 森那美(Sime Darby) | 230万-235万元 | 270万-275万元 |
| 阿都哈林 | 合顺（UMW） | 221万元 | 166万元 |
| 占占再拉尼 | 马电讯（TM） | 177万元 | 235万元 |
| 尤斯里 | 马来西亚交易所（Bursa Malaysia） | 147万元 | 197万元 |
| 仄卡立 | 国家能源（Tenaga） | 141万元 | 117万元 |
| 阿都华希 | 马银行（Maybank） | 137万元 | 486万元 |
| 阿都沙末 | NCB控股 | 110万-115万元 | 105万-110万元 |
| 沙里尔利祖安 | 马资源（MRCB） | 100万元 | 111万元 |
| 阿米尔韩沙 | 马国际船务（MISC） | 100万-150万元 | 105万-110万元 |
| 东姑阿兹米尔 | 马航（MAS） | 100万元 | 155万-160万元 |
| 旺阿都拉 | 马友乃德置地（UEM land） | 100万元 | 111万元 |
资料来源：《马来西亚商业》杂志（Malaysian Business）
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两极化现象
这基本上反映出，在一个资本主义挂帅的社会下，由政府干预政策偏差所形成的财富不均两极化（富者越富，穷者越穷）现象日益恶化，这种贫富悬殊的藩篱，在可预见的未来里，都不太可能被打破。
今年三月份公布的《新经济模式报告书》中就凸显出，我国有高达80%的家庭人口收入每月低于马币3000元；40%的家庭人口的收入平均不超过马币1222元。
此外，用来衡量财富均分状况的基尼指数（Gini Index）显示，虽然我国整体的财富均分情况在过去10年来有改善的迹象，不过，个别族群的情况则有出现恶化的趋势。
比方说，华裔族群的基尼指数从1997年的0.416提高至2007年的0.432，印裔族群在同一时期则从0.409上升至0.414，显示华裔与印裔族群内部的财富分配不均情况，在这些年来出现恶化趋势。
贫富悬殊持续扩大
此外，虽然马来族群的基尼指数从1997年的0.448降低至2007年的0.430，但是，这并没有反映出实际情况。根据官方资料，在平均收入不超过马币1222元的40%低家庭人口中，马来人与其他土著就占据了超过70%比重。
另一方面，负责拟定新经济模式的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（NEAC）主席阿米尔山（Amirsham Abdul Aziz，右图）指出，占我国20%人口的高收入阶层，与占40%人口的中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异迅速扩大，使得这两个阶层的收入鸿沟逐年扩大。
其中，20%高收入阶层的人均收入，从1990年的马币3881元，飙升至2007年的8157元；反观中收入阶层在这段时间的人均收入，从1409元增至2957元。这意味着，这两个阶层的人均收入差距，从1990年的2472元，显著扩大至2007年的5200元。
710年时间换林国泰单月收入
我们以一个极端的例子来做比较，云顶集团（Genting Group）的老板林国泰在2009年从云顶集团与旗下子公司云顶马来西亚，一共获得接近马币1亿2500万元的年薪酬，相当于平均每月马币1042万元的月薪。
对月入马币3000元的中收入家庭，以及月入1222元的低收入家庭来说，他们分别需要用上3473个月（或289.4年）与8527个月（或710.6年）的时间，才能抵得上林国泰的一个月薪金。
同样地，以官联公司（GLC）——联昌国际银行（CIMB）行政总裁纳西尔（Nazir Razak，左图）在2009年的马币1450万元年收入来计算，平均每月薪金大约是121万元。这对那些在40%最低收入群中（即月入不超过1222元），占超过70%比重的马来人而言，他们需要花上990个月或82.5年的时间，才能获得纳西尔德一个月薪水。
在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里，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面对贫富悬殊与财富鸿沟不断扩大的问题。累积财富不是罪，尤其是靠自己双手建立起来的财富，更加受之无愧。然而，对已经拥有巨额财富，后大半辈子都抱着数不尽的钱入眠的富豪，是否有想过，这些财富其实可以带来更高的价值创造——为世界带来更和谐、繁荣以及公平的社会。
美国巨富舍得放下财富
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，世界两大巨富——身价高达530亿美元的比尔盖茨（Bill Gates）和470亿美元的投资家巴菲特（Warren Buffett）宣布，将本身几乎所有的财富捐献出来，用在慈善事业上。
同时，比尔盖茨与巴菲特也通过一次的“豪门夜宴”，邀请14名富甲一方的美国大富豪一起共商慈善大计，并在稍后广邀《福布斯》（Forbes）“全美首400大富豪”排行榜上的所有富豪共同宣誓，在其有生之年或临死之际，捐出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，当作慈善用途。这一承诺并无法律约束力，只是一个“道德承诺”。
根据盖茨与巴菲特的推算，这批美国前400名富豪名下财产合计大约1.2兆美元，若能捐出一半，善款总额可望达到6000亿美元。至今，这个号召行动已成功获得40位亿万富翁或富裕家庭的承诺，将把自己过半的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。
根据“捐赠承诺”公布的名单，这40位亿万富豪包括微软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、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利森、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、华裔生物制药大亨陈颂雄夫妇、《星球大战》系列电影导演乔治卢卡斯、洛克菲勒家族族长戴维洛克菲勒、希尔顿家族的巴伦希尔顿等大家族继承人，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创始人特德特纳等。
在这之前，四位美国顶级富豪,房地产巨子埃里布洛德、资本家约翰杜尔、媒体大亨格里伦菲斯，以及前思科董事长约翰莫格里奇，已经通过盖茨基金会宣布将加入财富捐献计划，捐出至少一半财产用于慈善。
这一笔巨额财富捐献行动，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一笔慈善捐款。它不属于任何个人或政权拥有的基金，并将广泛用在推动医疗、教育、卫生、科技等各个方面的人文社会发展，以便改善全人类的福利状况。所有捐献者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能舍得将财富放手，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世界作出实际贡献。
马来西亚富豪做得到吗？
根据福布斯亚洲（Forbes Asia）公布的2010年度马来西亚富豪排行榜（Malaysia Rich List 2010），马来西亚首40名富豪的财富从2009年的360亿美元上扬42%，至今年的510亿美元，甚至打破2008年创下的460亿美元记录。此外，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在今年也有所增加，从去年的9人增至今年10人。
如果这40大富豪能够响应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的呼吁，把一半的财富捐献出来，这笔捐款估计可达255亿美元。这笔财富捐献如果用在推动医疗、教育、卫生、科技等领域，不仅有助于提高广大人民的福祉，并可重新配置这些锁死在金字塔顶端的财富，让更多人受惠。
然而，对东方社会来说，把大部分财富传给下一代还是东方人根深蒂固的想法，即使那些已经富过三代的豪门家庭，也难以逃过这一宿命。无可否认，一些在新经济政策时代发达的企业家，如谢富年、刘启盛等人，这些年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通过设立慈善基金会，来推动教育福利工作，不过，这毕竟属于少数，而且能力有限。
如果像著名土著企业家赛莫达（Syed Mokhtar，上图左）这一类，在新经济政策下搜刮大笔财富的富豪，在对教育事业做“慈善捐献”时，还要动用旗下上市公司的资金，而不是拿出自己的私人财富，我们很难期望这些富豪会舍得放下手中的财富，为更美好的马来西亚做出贡献。
